确定华北人民法院人员名单

作者:闫玉梁  发布时间:2011-06-28 10:32:36


离岗两年之后,应平山法院领导邀请,参与征集华北人民法院资料工作,尽管兢兢业业,宿兴夜寐,不敢懈怠,但毕竟是一项大海捞针的工程,其间闹了不少笑话,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现将记忆深刻的一些小事记述如下。

 

进北京之前,我们手里只有华北人民法院七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院长陈瑾昆、审判长贾潜、副审判长王斐然,以及审判人员、书记员贺战军,司马法,郭风(实为郭岚)等,这些人员的名单都是从查到的两份判决书上发现的。其他的资料我们一点都没有。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分别查遍了平山县、石家庄市及河北省的所有档案馆,除了当年华北政府的一些文件、通知之外,查不到华北法院机构方面的任何信息。在王子村找老同志座谈,因八十以上的老人已经很少,且当年工作的保密程度较高,虽然摸到一些线索,但可信度不大。华北法院当年到底有多大规模,办了多少案子,始终是困绕我们的一个大问题,但这些却是这次布展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次进北京我们确定的工作步骤是:先查最高人民法院档案室,然后访问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顺藤摸瓜再查最高人民法院的图书馆、博物馆,最后去查中央档案馆等。至于有多大希望,谁心里也没有谱。

 

2011228,我们平山县法院一行四人,从石家庄坐火车到了北京,因河北省高院政治部副主任韩元恒同志与最高法院政治部提前进行了联系,在马虹副主任的帮助下,顺利住进了最高法院旁边的法官之家。

 

第二天八点半,马虹主任到法官之家,带我们通过两道岗,顺利进入法院办公大楼,除了我,我们当中的其他同志都是第一次进高法,心情都非常激动,大家一边走一边小声交流感想,为在法院工作几十年还能进高法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转过好几道弯,进了好几道门,来到了高法档案处杜处长办公室,马主任向杜处长说明我们的来意后,杜处长非常热情,先给我们倒好水,让我们稍等,然后马上通知档案室的同志们,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女同志抱来一大摞“案卷”说是解放初期各大区法院的档案目录,

 

我急忙解释说我们找的是解放前华北人民法院的资料,这个被称呼为刘老师的女同志很不好意思,马上说我们重新找。又过了十多分钟的样子,刘老师又拿过来华北人民法院的一份花名册,当时我们大喜过旺,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高法的档案工作非常到位,卷宗已全部做成了电子档案保存。我马上请求杜处长把名单给复制出来,接着又到档案处微机室查到了华北法院时期的三百本案卷。档案处的同志非常热情,尽管工作量很大,但还是耐心的让我们看每一本案卷的信息,我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电子版的卷宗拷回去慢慢研究,人家答复说需要请示。我想请示不可能马上会有结果,知道了档案的下落以后如果需要可以复制,这样我们就暂时结束了档案室的工作。

 

拿到这份名单后,先是高兴,急急忙忙给韩元恒主任打电话报喜,紧接着又满腹狐疑,华北法院的规模有那么大吗——187人,不可能,王子村是个弹丸之地,仅法院就有二百来人,那么华北政府下来还不知道有几千人?于是兴奋马上又变成了茫然。

 

刚接触马虹主任时,我就提出过请求,让她帮助联系老干部局,看能否找到当年在平山工作过的老同志,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一位曾在平山工作过的同志,也就是说华北法院的轮廓一点都没有。下午,热情的马虹主任打过来一个电话,说老干部局提供了一个叫梁金奎的老同志,曾在华北法院工作过,还说梁老身体好,脑筋灵活,现仍在法院上班,被高法的同志们誉为“活字典”。这无疑又给我们注入了一支兴奋剂。我立刻激动起来,请马主任尽快联系梁金奎同志。不巧的是整整一个下午,梁金奎老同志的电话始终接不通,这令我们又生出许多的联想来。所幸这种等待时间不算太长,下午下班时马主任又来了电话,说已联系上了梁金奎,并答应次日接受我们的采访。有了这个消息,我马上与平山县法院的张庆民院长联系,因我们出来时未带任何设备,请张院长速派摄像闫华中过来。没想到张院长非常重视,晚上十一点钟亲自过来,不仅把我院的“摄像师”带过来,还带来了中院的三位同志,我们的队伍一下了壮大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顺利采访了梁金奎同志,通过了解我们得知梁老是华北法院进京后从国民党法院的旧职员中吸收进来的“小同志”,进华北法院时年仅十九岁。一时间采访在平山呆过的“老华北”的希望又落空了。可是峰回路转,谁也不曾想到,梁老真是个万宝囊,他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梁老今年八十岁,身板矍铄,思维敏捷,谈起旧事淘淘不绝。他不仅知道华北法院的好多事,而且对当时华北法院的人员印象深刻,他清楚的记得,进京后华北法院的人员是由四部分组成:即平山过来的原华北法院人员,国民党解放过来的旧职员;部队转业人员和一部分学生。抓住这个机会,我急忙拿出最高院档案室搞到的名单让他辩认,他不假思索一口气就给念出三十多个人的名字。这和我们想象中华北法院的规模相吻合。除此之外,梁老还谈了许多具体人的具体情况,诸如谁是陈瑾昆院长的爱人,谁是法院的支部书记,谁相当于秘书长等等,甚至好些人后来的命运如何,梁老都说的非常清楚,这使我们在对梁老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对梁老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坚信不疑。我们适时提出让梁老帮助我们再联系几位曾在平山工作过的老同志,梁老略作沉思告诉我们,现在在世并能接受采访的恐怕只有高峰同志了。我问他高峰同志如何联系,他告诉我们,通过高法老干部局便能解决问题,并定好他下午再过来带我们去。

 

在梁老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高法老干部局,一位姓宋的处长接待了我们,这位处长十分热情,给我们倒水,让坐,并认真听我讲明来意,当即表示愿意帮我们联系高峰同志,并承诺后天即可采访到高峰。但是他提出高峰身体不大好,家里地方太小不适合采访,让我们在外边另找采访地点。回来后我们便积极做采访高峰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访问到的唯一一位在平山工作过的华北法院的老同志,在她身上,我们寄托的希望太大了。

 

傍晚,宋处长来电话说:“对不起,采访高峰的计划暂时要放一下,因请示领导后,提出采访老同志涉及历史问题,必须有河北省法院出具的介绍信,然后由政治部安排才行。”我们只好给河北省高院韩主任打电话,请他给高院政治部发函,但是时间已经到了下班之后,我们对第二天是否能采访到高峰已不抱多大希望。

 

十多个人住在北京,代价是很大的,为了减少开支,也为提高效率,我们临时决定,张院长等几个人先回平山,剩下的人分两路行动,一路到司法部、国务院参事室了解贾潜情况,另一路到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再查一些资料。又忙活了一天,在司法部查到了贾潜的一些情况,并联系到了贾潜的孙媳妇,另一路则因介绍信不合要求被拒之门外。

 

要不是等贾潜照片,我们本打算次日上午便离开北京。但到了晚上情况出现转机,宋处长来电话说明天上午即可采访高峰同志。

 

第二天宋处长上班后到我们住处,商定好由宋处长带车去接高峰,我们支好采访设备在宾馆等。十点多,高峰夫妇过来了。高老个子高高的,拄一拐杖,精神还可以。她爱人张向阳,身体很好,文质彬彬,思维清晰,在平山时曾担任董必武的秘书。对两位老同志的采访在闲聊中开始。说到华北法院,高老说时间久远,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也记不得当年住在谁家,法院的房子当年是什么样子也只能说个大概。但是说到华北法院的同事却是如数家珍,我抓住高老这一特点,拿出进京后华北法院名单让她确认在进京前华北法院的人员。没想到她读出的名字竟然和梁老确认的基本相同,三十七个人的名字只有两个有点疑问。这样结合其他资料,我们基本上把华北法院的规模确定了下来。这就算是我们进京的最大收获吧!

 

 

 

 

文章出处:河北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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